在多国外交中，主要参与者皆来自不同的文化并使用不同的语言。而这对于需要进行跨文化翻译时，往往会带来挑战，即使对于像 Trusted Translations 团队这样的专家也是如此。

尽管精通两种语言，但翻译人员有可能不熟悉所面对的主题。尤其是在其当天的工作范围涵盖从全球暖化到体育兴奋剂或自由贸易等不同议题时，外交翻译人员必须充分了解情况并快速检查他们的数据来源。然而，有经验的翻译人员知道，尽管文本存在差异，但了解文化差异可以增进相互理解。缺乏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翻译悲剧

也许有史以来最灾难性的误译是对要求日本投降的《波兹坦公告》（1945 年）的答复。在新闻发布会上，铃木首相说，“我们必须要 mokusatsu。”

有别于其原先预期较为温和的“无可奉告”，它被翻译成英语带有挑衅的“无声的蔑视”或“忽略”。 这个误译的词被视为违抗盟军的投降最后通牒，同时也为广岛的毁灭铺平了道路。

文化理解是外交的基础

成语、谚语和某些具有文化特色的术语的使用使得跨文化翻译变得更加棘手。通过完全掌控原文的文化来融合不同元素的能力对于进行准确的翻译至关重要。

此外，随着翻译人员更加了解社会差异并学会如何尊重这些差异，翻译质量也会随之提高。在双边外交中（有别于多边外交），了解其他文化可能更简单，因为外交官、口译员和笔译员可以相对容易地与一个国家进行交流。但是，要驾驭凶险的多边讨论、事件和组织的语言逆流则需要更敏感的触觉。

经济影响力和文化霸权

由于外交世界中有如此多不同的文化在起作用，因此最强大国家的文化通常会占上风，尤其是当它拥有强大的经济时。这意味着对多边交流的任何分析都将始终存在文化偏见。因此，仅仅基于一种文化的解释可能会与其他世界观形成的解释发生冲突，尤其容易发生在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中。

文化的双面性：

• 缺点：一种文化可能会试图将其观点和道德强加给持有其他信仰的人；
• 优点：当更公平的社会在多边环境中占据更强大的地位时，则可能会带来有益的效应。

英语作为新通用语

法语（传统上是外交用语）的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受到英语的挑战，当时《凡尔赛条约》（1919 年）以两种语言书写。到 20 世纪中叶，英语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巩固了其作为世界主要语言的地位：商业、科学、流行文化、技术、航空，当然还有国际外交。

因此，全球外交中使用的文件深受英语的影响。有鉴于此，翻译人员必须部署文化过滤器，以筛选出受文化制约的文体惯例中的差异。

这可能会引发特定文化和通用文本标准和惯例之间的冲突，然而“通用性”实际上意味着遵守由英国、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帝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文化和语言标准。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完美例子是一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件仍然称之为“El Descubrimiento”或“O Descobrimento”。 可是为了回应原住民越来越多的合理投诉，这个历史里程碑现在在许多文本中被改写为更符合外交的“欧洲探险家到达新世界”。 聪明的翻译人员知道他们必须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

纵观今日欧洲

在欧洲议会中（有 24 种官方语言），翻译准则会建议使用中性或性别包容的语言。然而，如果作者有意使用特定性别的术语，译者必须忠实准确地用目标语言翻译这些文本。

关于语言是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各种观点，对语言的理解被认为是解决翻译问题的关键第一步。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外交方面，细致入微且具有文化意识的翻译至关重要。

译者身负外交重任

在联合国，各类文件通常以其六种官方语言之一呈现，并同时翻译成其他语言。然后，国家代表可以探讨对方的意见，就环境保护、人权、世界贸易、裁军、司法或公共卫生等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和评论。

而通过简化沟通和促进跨文化理解，准确的翻译得以促进各国家之间的和睦共处。专注于外交翻译的 Trusted Translations 团队特别擅长在多语言环境中工作。与他们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他们的投入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言语。事实上，他们的外交专长在国际讨论中提供了微妙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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